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倡议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

原标题:两会新观察⑥|周洪宇直面中国教育:倡议建立教育公务员制度

从3月2日起,澎湃新闻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推出的访谈节目“2018全国两会新观察”正式开播。3月7日,澎湃新闻邀请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教授直面中国教育。

周洪宇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赵昀 图周洪宇教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 澎湃新闻记者 赵昀 图

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人民群众非常关注的话题。透过去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不难看出,教育事业对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周洪宇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从2003年起至今,连续四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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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们记者会上都说了点啥?表情包告诉你(图)

来源:中国之声

今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会,邀请了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错过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小编为你梳理出精华版,热点问题一目了然。

关于财政

对于群众关心的减费降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等话题,部长们都给予了正面回应。

1、减税降费,今年怎么干?

财政部部长肖捷:今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用财政收入的减法来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重点包括:

1、降低制造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税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2、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3、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企业新购入的500万元以下的设备和器具当年一次性在税前扣除;

4、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

2、个人所得税将如何改革?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在回答时指出: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至少有两大内涵值得我们关注:

1、提高起征点,我们会根据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来确定,并且提出一个提高起征点的建议,一个政策性的建议。

2、增加专项扣除,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总理报告里提出首先选择的重点就是子女教育、大病医疗,老百姓最急需最关切的。

此外,这次还要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税的模式,将分类税制转化为建立起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比如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等这些劳动性的所得合并起来,再确定一个“起征点”进行征税。这样能够更好的体现税收公平,体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加快启动税收改革方案,同时启动个人所得税的修法。

关于农业

1、中国向非洲出口的大米有问题?

对于中国向非洲出口大米的安全问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塑料大米”传言进行了辟谣。韩部长表示,中国的大米是安全的,“‘塑料大米’闻所未闻,我是农业部长,我都没有见过,绝无此事。”

2、城里人不允许购买宅基地!

韩长赋表示,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盖房子,政策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宅基地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只有具备农村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才能依法依规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且是一户一宅。宅基地三权分制是一个方向,可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放活其使用权。

3、非优势地区不要盲目扩种玉米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近期玉米价格反弹,有些地方又想多种玉米。对此,韩长赋建议,因为毕竟现在玉米库存依然很高,国际价格也很便宜,所以不要盲目扩种,尤其是那些非优势区,种玉米不是很适合的地区,不要走回头路,因为这两年我们已经进行了调减,下一步还是要继续调整结构,多种市场适销的品种。

4、土地承包延长30年 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回答记者关于新一轮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的问题时表示,这是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体现。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不会改变,这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这有利于促进各种形式的多种经营,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韩长斌表示,新一轮承包期大体到2050年前后,这与我国“第二个100年”时间高度吻合,这也为完善政策预留了空间。

关于解决地多地少的问题,总体原则是坚持承包地大稳定、小调整,尊重农民意愿,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村集体民主协商解决,总体上承包地要基本稳定。至于举家进城落户,农户的承包地现有的政策是退与不退尊重其自愿,鼓励依法有偿地退回村集体。

关于扶贫

2020年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介绍,未来三年将对深度贫困地区给予重点支持。2020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要通过打赢攻坚战探索经验,建立一套比较好的体制机制。

今年两会继续开设“部长通道”回应社会关切

工信部部长苗圩:

落实好网络提速降费部署,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

我国新能源汽车与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同步发展,连续三年产销量全球第一,累积推广新能源汽车总量超过180万辆。

2017年较2012年动力电池单体能力密度提升2倍,纯电动汽车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已建成规模化充电服务网络。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2019年要完成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目标。2019年要完成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目标。

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已达400万公里。

农村公路的建设要尽量向进村入户倾斜,到2020年具备条件的建制村要通客车。

商务部部长钟山:

去年我国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去年我国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

跨境电商规模,我们稳居世界第一。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新动力。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并加大力度治理校外托管班乱象。探索依靠社会力量解决“3点半放学”问题,并加大力度治理校外托管班乱象。

学校下午3点半放学,如何接送孩子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下一步,教育部将总结成功经验,并对出现的问题密切跟踪。

一些地方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比如一些地方规定中小学校后服务全覆盖,尝试“弹性放学”等。

司法部部长张军:

罪犯离监探乡活动要逐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罪犯离监探乡活动要逐步实现制度化、常态化

目前我国监狱假释罪犯的比例明显偏低,只有约2%的假释罪犯,今后要大幅度提升。

目前正在建设中国法网,努力建成中国的“法律淘宝”。通过完善12348法律服务热线,为群众提供在线的智能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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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建议:民法典中确立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原标题:人大代表邓丽建议:在民法典中确立夫妻债务“共债共签”原则

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

“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仅是对审判适用法律作出的解释,只有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确立共债共签原则,才能真正解决夫妻债务的源头问题。”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代表建议显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邓丽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民法婚姻家庭编中规范夫妻债务关系的建议》,建议将“共债共签”原则写入正在起草中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

邓丽 视觉中国 资料图邓丽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邓丽指出,现行婚姻法延续1980年婚姻法的原有规定,没有确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只在离婚一章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势等变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又出现了较多夫妻通过离婚将财产转移到一方名下,从而逃避夫妻共同债务的现象。

2018年1月,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邓丽认为,该司法解释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有利于引导民事商事主体主动规范交易行为,加强风险防范,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均有积极意义。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仅仅是对审判适用法律作出的解释,只有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确立共债共签原则,才能真正解决夫妻债务的源头问题。

目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正在起草过程中。邓丽对当前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提出以下建议:

一、婚姻家庭编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平等参与、共同决策、权责对等”应作为处理夫妻债务关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婚姻家庭编立法应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积极回应婚姻家庭领城出现的夫妻债务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因生产经营给家庭带来的风险,特别是要防止由此传导产生家庭危机。在解决夫妻债务问题上,应考虑到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不宜将商事领域的交易规则直接应用于婚姻家庭领域,正确处理好婚姻安全和交易安全的关系,最大限度做到利益兼顾,减少家庭的风险。

三、建议把新司法解释规定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将夫妻共同债务形成的“共债共签”原则确立在立法之中,同时确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既可以明晰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的责任,又体现家庭事务夫妻“平等参与、共同决策、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保护家庭弱势群体的权益;同时,又提醒债权人应尽注意义务,减少交易的风险,从而有效地兼顾各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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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部委记者会结束后 还有你不知道的“料”

原标题:记者会结束后,还有你不知道的“料”

9日上午,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在现场的“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11点40分记者会结束后,周小川又被记者追问,周小川笑答“以后有机会再问吧”。

这时,有记者高喊“谁是您的接班人?”,周小川笑着回答:“你猜呀!”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自2002年开始担任央行行长,至今已近16年。

“政事儿”注意到,两会期间的十余场部委记者会,通常由各部委“一把手”回应外界关切,同时,央视、各网站也都会同步直播。但在记者会结束后,现场记者们通常还会“一拥而上”,继续追问部长们几句。除了今天周小川的这句“你猜呀”,昨天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记者会后的表态,也在舆论场刷了屏。当时记者会结束后,王毅正要离场,有记者大声问:“外长,对近来‘精日’分子不断挑衅民族底线的行为,您怎么看?”现场声音嘈杂,但王毅驻足倾听提问,听清问题后,他手一挥,怒斥“精日”分子是“中国人的败类!”

日前,上海一名男子在网上发布污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言论,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此类部分人员,被网友斥为“精日”。之后,王毅走过通道时,仍有记者守在途中拍照并发问:“外长,北京跟梵蒂冈什么时候建交啊?”王毅先“哈哈”笑了几声,然后幽默回应道:“你着急啦?”这句回答也引起了现场的笑声。

3月7日下午财政部记者会上,财政部部长肖捷的回应,则更为“主动”。在记者会即将结束时,主持人说“本场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听到这话,记者们正要散场,肖捷接过话筒拦住大家:“我最后再说一句。”“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很难回答所有大家关切的问题,借此机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这,肖捷站起身,举起了手中的财政预算报告,指着封面上的二维码说,“我们这个预算报告上啊,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就能看到更多关于改革和发展的信息,谢谢!”

这时,又有记者追问他如何评价特朗普税改,肖捷指着预算报告说:“你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里面的公众号有一系列文章回应这个问题。”7日下午,中国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参加完记者会后,也被通道中等候的记者们给“拦”了下来。发布会刚一结束,不过瘾的记者们又把刘永富给“拦”了下来,追问了“产业扶贫怎么干”等几个问题。刘永富当即停下来回应道,“扶贫的产业,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如果)一下指标,那早晚要出事。搞产业,要有耐心,要符合当地情况。必须想好了,不想好了就硬上,那就是‘一阵风’。”这时又有记者追问“对扶贫干部有没有政策”,正要离开的刘永富说:“(对扶贫干部)有政策啊!干得好的提拔呀!”“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说到这,他攥了一下拳头,“去年已经提拔了好几万啦!”

最后还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成龙之类的明星参与扶贫工作?他边走边答:“扶贫工作,人人都可为。只要你愿为,都可以为。”3月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张业遂作为接棒傅莹的第八位大会新闻发言人,首次在发布会上亮相。

张业遂现为外交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负责常务工作及主管涉港澳台外交事务。记者会后,张业遂被记者们团团围住。对于角色的转换,张业遂对媒体表示,“还得慢慢适应。”他透露,为了做好发布会,他和团队一起,每天都要了解国内外关注什么问题,然后做好准备。对于自己的首场人大新闻发布会的表现,张业遂笑着给自己打分:“及格吧,我以后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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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原标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9日下午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如下:

过去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全国检察机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扎实推进,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明显提升,人民检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一、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履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等职责,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用更加彰显。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53.1万人,较前五年下降3.4%;起诉717.3万人,较前五年上升19.2%。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间谍反邪教斗争,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

切实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共起诉故意杀人、绑架、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40.5万人,甘肃、浙江等地检察机关从快批捕起诉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案、蓝色钱江保姆纵火案等重大恶性案件。坚决惩治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起诉172.4万人。同步介入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等安全生产事故调查,起诉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物品肇事等犯罪1.4万人,查处事故背后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4368人,较前五年分别上升10.4%和80.1%。起诉侮辱、诽谤、诬告陷害等犯罪1472人,依法保护公民人格尊严。

突出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16年与公安部、工信部、人民银行等共同发布通告,与公安部共同挂牌督办“徐玉玉案”等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共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

坚决惩治涉医犯罪。2013年温岭杀医案发生后,立即部署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2014年起又连续3年与公安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共同发布意见,坚决惩处涉医犯罪、维护医疗秩序。对暴力伤医案快速反应、挂牌督办。2016年以来共起诉故意伤害医务人员、在医院聚众滋事等犯罪7816人。

推进平安校园建设。针对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欺凌和暴力问题,与中央综治办等共同发布指导意见,推进综合治理,保障校园安全。2016年以来共起诉侵害在校学生的暴力犯罪1万余人。依法惩治“校园贷”涉及的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

深入推进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突出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积极推进乡村治理。突出惩治网络造谣、网络贩枪、网络黄赌毒、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开展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检察,对严重违反监管规定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监督收监执行1.5万人。

二、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大局保障民生

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先后制定实施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科技创新、保障健康中国建设等11个司法政策指导意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北京、天津、河北检察机关建立协作机制,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上海等11个自贸试验区所在地检察机关建立一体化协作机制,打造中国特色“自贸检察”。

坚决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积极投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14.4万人,是前五年的2.2倍。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8.2万人。

加强企业平等保护和产权司法保护。在司法办案中重视完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保护的司法政策,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坚持“三个慎重”、区分“五个界限”,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2017年先后发布加强产权司法保护、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对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从旧兼从轻等原则,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罪与非罪不清的按无罪处理。专项部署涉产权刑事申诉案件清理,对赛格集团申诉案等21件案件依法甄别纠正。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张文中案、顾雏军案专门办案组,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步审查,依法提出检察意见。

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坚持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理念,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广东、四川、宁夏等30个省区市建成打击侵权假冒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平台,起诉制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2万余人,是前五年的2.1倍。

加大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守护绿水青山蓝天。连续4年开展专项立案监督,从严惩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起诉13.7万人,较前五年上升59.3%。现场督办腾格里沙漠排污案、祁连山破坏环境资源案。办理生态环境领域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家企业整改,督促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14.3万公顷,索赔治理环境、修复生态等费用4.7亿元。

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推动食品药品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紧盯问题奶粉、地沟油、病死猪肉、非法疫苗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连续4年开展专项立案监督,挂牌督办庞红卫等人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等986起重大案件;办理食品药品领域公益诉讼731件;起诉制售假药劣药、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6.3万人,是前五年的5.7倍。

坚决惩治恶意欠薪。起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7957人,支持农民工起诉9176件。2017年12月部署农民工讨薪问题专项监督,至春节前,检察机关共支持5566名农民工提起诉讼,帮助追回劳动报酬4605万余元;同时向有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370份,督促依法履行职责,帮助2万余名农民工追索被拖欠的劳动报酬3.4亿元,让辛苦一年的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好年。

强化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权益保障,加强司法人文关怀。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从严打击性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犯罪,强化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司法保护。上海、北京检察机关迅速介入、依法办理携程亲子园、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等社会关注案件。依法保护妇女人身权益,起诉强奸、拐卖、强迫卖淫等犯罪4.3万人。对5.1万名陷入生活困境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供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4.3亿元。

三、坚持有腐必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毫不动摇抓好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全力配合支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服务反腐败工作大局。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职务犯罪254419人,较前五年上升16.4%,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553亿余元。其中,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国家工作人员15234人、厅局级2405人。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检察机关对周永康、孙政才、令计划、苏荣等120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对105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依法办理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涉及的职务犯罪。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严肃查办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犯罪59593人、“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37277人,较前五年分别上升6.7%和87%。

坚决惩治“小官大贪”和“微腐败”。持续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在涉农资金管理、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扶贫等民生领域查办“蝇贪”62715人。会同国务院扶贫办部署为期5年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对易地扶贫搬迁重点工程开展预防监督。

坚持不懈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在中央纪委统一领导下,2014年10月起持续开展专项行动,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合作,已从42个国家和地区劝返、遣返、引渡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22人,包括杨秀珠、李华波、王国强、黄玉荣等35名“百名红通人员”。

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四级检察院普遍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专题报告、警示教育等工作,深入分析系统性、区域性职务犯罪特点和原因,提出整改、预防建议。持续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项预防。提供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服务,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人民检察官》、《人民的名义》等一批法治作品获得好评。

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会改革的重大意义,坚决拥护、全力支持配合改革。2017年北京、山西、浙江检察机关先行试点,取得重要经验。其他非试点省区市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46032人,同比上升4.7%,确保查办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尺度不松。四级检察院反贪、反渎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干警已全部按时完成转隶。

四、全面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强化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批重大冤错案件得到纠正。对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沈六斤故意杀人案”、“卢荣新强奸杀人案”、“李松故意杀人案”等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均改判无罪。对人民法院再审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等案件,检察机关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证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错。颁布履行检察职能纠防冤错案件等系列指导意见,建立刑事申诉案件异地审查等制度。

坚决纠正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对提请“减假暂”不符合法定条件或程序,以及裁定或决定不当的,监督纠正11.8万人。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以权减刑”、“提钱出狱”等问题,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为重点,强化对异地调监、计分考核、病情鉴定等环节监督,共监督有关部门对2244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原厅局级以上干部121人。

坚持不懈清理久押不决案件。经政法各机关共同努力,2013年核查出的4459人,至2016年10月全部清理纠正完毕。

监督纠正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的突出问题。针对检察机关发现的一些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入狱、流散社会甚至重新犯罪问题,2016年与公安部、司法部等共同开展专项清理,核查出11379人并逐一跟踪监督。现已监督纠正9222人,其中收监执行7162人。

强化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2万余件、再审检察建议2.4万件,对审判程序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8.3万件,对民事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12.4万件。

坚决惩治司法腐败。注重在诉讼监督中发现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的司法工作人员11560人。

五、锲而不舍抓落实,加速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党中央部署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承担的29项改革任务全部完成或结项,司法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

司法责任制全面实施。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类管理格局基本形成。检察官员额制全面推开,入额检察官全部配置在办案一线,实行员额动态管理。入额领导干部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1854个检察院开展内设机构改革,一线办案力量普遍增长20%以上。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7月起在13个省区市860个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办理公益诉讼案件9053件,覆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所有授权领域,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道路。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力推进。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督促侦查机关立案9.8万件、撤案7.7万件,追加逮捕12.4万人、追加起诉14.8万人,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捕62.5万人、不起诉12.1万人,其中因排除非法证据不批捕2864人、不起诉975人,依法纠正“王玉雷故意杀人案”。加强刑事审判活动监督,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3.5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案”、“谭新善故意杀人案”等11起重大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扎实开展。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2014年6月起在18个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共对5.6万件轻微刑事案件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审查起诉周期由过去平均20天缩短至5天。

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取得重要成果。2014年上海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北京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挂牌成立后,积极探索跨行政区划管辖范围和办案机制。办理跨地区案件和食品药品、环境资源、知识产权、海事等特殊类型案件843件1332人。

省以下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稳步推进。市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级党委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省级党委或委托地市级党委管理。成立省级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统一遴选入额检察官。吉林、广东等19个省份已实现省级财物统一管理,省市县检察院均为省财政部门一级预算单位。

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不断深化。2014年深化改革以来,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案件9241件。

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深度结合。2014年建成融办案、管理、监督、统计等功能于一体、四级检察院全联通全覆盖的全国统一大数据办案平台,所有办案一个平台、一个标准、一个程序,实现网上录入、网上管理、网上监督,数据自动生成。

六、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从严治检、建设过硬队伍

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人民满意、忠诚可靠、清正廉洁的检察队伍。

加强政治建设和能力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自觉接受中央专项巡视监督,坚持不懈整改突出问题,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

坚持规范司法永远在路上。2014年起连续4年开展规范司法行为专项整治,坚决纠正违法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暴力取证、不依法听取当事人和律师意见等突出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193起司法不规范案件,公开通报典型案例。颁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八项禁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监督规定、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自身腐败。制定实施办法,发布严肃纪律作风15条禁令、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2089人,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11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543人。严肃追究531名领导干部失职失察责任。

七、为人民司法,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公正行使。

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认真落实十二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精神,及时全面梳理全国人大代表历次审议报告、视察工作、参加座谈时提出的8587条意见和建议,印发四级检察院整改落实。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工作,积极配合专项检查和调研,认真落实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领导班子成员直接联系代表、内设机构直接联系代表团制度,多次分批邀请1573名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594件议案、建议全部办结。

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积极参加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与全国政协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健全重大决策咨询、重大问题联合调研等制度,定期通报检察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提出的216件提案全部办结。

自觉接受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制约。对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公诉案件,全面认真评查剖析,通报典型案例,提高办案质量。对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不批捕、不起诉案件,更换承办人重新审查,改变原决定2115人,较前五年上升85.7%。

拓宽人民群众监督渠道。建设服务群众统一窗口,升级完善全国12309检察服务公共平台,全面推进网上检察院、掌上检察院和检察服务大厅建设。

五年来,举全系统之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检察工作加快发展。

五年来,努力为实现强军梦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共起诉破坏军事设施、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破坏军婚等涉军犯罪1635人。

五年来,深化与港澳台地区司法交流协作,海峡两岸检方主要负责人以适当名义互访,开设二级窗口规范办理两岸司法互助案件,强化惩治跨境犯罪协作,依法妥善办理涉港澳台和涉侨案件,坚决维护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

五年来,积极融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充分发挥司法对外交往积极作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完善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上合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等多边机制,发起成立金砖国家总检察长会议机制,建立中越、中哈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直接合作和定期会晤机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检察“朋友圈”越来越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与95个国家和地区执法司法机关签署145份双边合作协议,在反恐、追逃追赃和打击电信网络犯罪、毒品犯罪等领域紧密合作,2013年以来办理刑事司法协助案件675件。

过去五年检察工作的发展进步,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最关键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最重要的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所形成的大环境。

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一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机遇挑战,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二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地方民事、行政、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仍较薄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公益诉讼立法使检察职能发生新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调整和适应;三是司法责任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措施不够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薄弱环节;四是检察队伍素质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要求,金融、知识产权、生态环境、信息网络等专业人才缺乏;五是违法违纪、司法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发生,极少数领导干部和检察人员以案谋私、以案谋钱。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强化法律监督,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加强过硬检察队伍和检察工作智能化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培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会、牢牢把握关于法治建设、政法工作的新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确保人民检察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砥砺前行。

第二,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依法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惩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

第三,努力为新时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服务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依法甄别纠正产权纠纷申诉案件,保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积极投入重大社会稳定风险防范化解专项行动,重点惩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内幕交易等犯罪。

第四,大力加强法律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认真学习、严格实施修改后的宪法,坚决维护宪法权威。推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全面发展,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有效防范冤错案件,坚决维护司法公正。

第五,坚定改革的政治定力,将改革进行到底。深入贯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署,积极配合监察机关做好相关工作衔接,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在依法惩治腐败犯罪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检察官员额制,提升改革整体效能。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全面推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第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从严治检,建设一支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的新时代检察队伍。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系统内巡视巡察和检务督察,开展司法规范化大检查,坚决惩治自身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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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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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修订《铁路法》 明确沿线政府护路责任

原标题:杨伟军:建议立法或修订《铁路法》等,明确沿线政府护路责任

杨伟军杨伟军

澎湃新闻获悉,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伟军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

《建议》称,近年来,在铁路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铁路沿线环境明显改善,美化了城市“窗口”,保证了铁路安全,特别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高速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的意见》(建督〔2017〕236号)为高铁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但是,杨伟军指出,目前,部分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城市形象,更直接威胁铁路安全、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一些地区、城市铁路沿线环境污染、生产储存危险品、破坏铁路设备设施,以及在铁路安全保护区内采矿、爆破、非法建设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治理。

杨伟军在《建议》中还表示,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是涉及整个社会的系统工程,在规范和强化铁路部门责任的同时,更需要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加强铁路外部安全环境管控和治理。

因此,杨伟军建议通过立法或修订《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和广大社会民众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的责任,依法依规打击和取缔影响铁路安全的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铁路安全。

具体建议方面,杨伟军首先提出明确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和铁路部门、企业的安全监管职责,落实铁路护路联防责任制,强化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防范和制止危害铁路安全的行为;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路地结合、联动治理,定期组织开展铁路沿线环境专项整治。铁路沿线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铁路安全法治教育机制,深入开展铁路安全的全民法治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铁路沿线居民爱路护路的法律意识。

此外,杨伟军建议铁路沿线各级政府要加强铁路沿线新建项目和原有建筑、生产生活设施改造的规划管理和安全管控,加强各类城镇工程管线、综合管廊、城市道路和铁路交汇工程建设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保障铁路安全。落实铁路两侧100米控制区范围内秩序管控措施,依法拆除违法搭建和影响观瞻的建筑物等。加强铁路两侧500米可视区范围内环境卫生整治,合理布局绿化美化设施,统一进行绿化美化。

最后,提出建议铁路沿线各级政府和铁路部门、企业要建立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和安全环境管控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和路地职责衔接问题。建立健全日常管理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和工作检查与考核机制,定期对铁路沿线安全环境情况开展检查,并纳入政府环境建设综合考核体系,督促各级政府、各行各业落实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责任,共同建设安全整洁有序的铁路沿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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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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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人工智能正改变世界 让世界听中国声音

原标题 [微视频]刘庆峰:人工智能正改变世界 让世界聆听中国声音

3月11日14:05,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北侧开启,刘庆峰、贾樟柯等7名来自多个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就当前热点问题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全国人大代表 刘庆峰:现在每年1.3亿人出国,如何更方便自由跟全世界进行交流,我们2017年在全球首次让汉英翻译达到大学六级口语水平,而且两年内会达到专业八级水平,现在也推出了业界第一个汉维和汉藏的实用化系统,为了深度了解,我这里带了一个翻译机给大家秀一下。

刘庆峰现场展示人工翻译机。刘庆峰现场展示人工翻译机。

全国人大代表 刘庆峰:现在已经有22个,将近30个语种,我们相信机器翻译技术进步会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一带一路”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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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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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书记:2050世界大学top20中国应有7至10所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 金羊网 图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 金羊网 图

原标题: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力争让80%本科毕业生继续深造

2018年的全国两会,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和校长罗俊分别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参会,这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多见。中山大学这所华南第一学府不仅承载着无数家庭对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期望,更是粤港澳协同发展在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上的紧密纽带。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大党委书记陈春声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一系列发展举措,包括近期列出的大学发展“负面清单”,旨在守护和传承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和大学价值。

谈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世界大学top20中国应有7所-10所

记者:“双一流”建设自从被提出就一直是社会关注热点,中国需要怎样的“双一流”?

陈春声: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叫强国?是指综合实力要和世界最发达国家比肩。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

从目前来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前20名中,美国占了80%,在各种排行榜中有15所-17所美国高校上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到2050年,世界前20名大学中,至少应该有7所-10所是中国高校,否则凭什么说自己是现代化强国?

记者:2017年的排行榜中,排名最高的中国高校都没能进前20名,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陈春声:对于中国目前最好的一批大学来说,与世界一流的大学相比,教学科研设备等硬件环境和教师总体学术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是比较容易缩小的。我以为中国大学要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最不容易补齐的短板有两个,一个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另一个是大学内部管理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

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一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声誉——即能不能吸引到更多国际上优秀的人才来我们的高校深造?欧美一流大学国际学生的比例较高,且国际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术能力即使不比本国学生的平均水平高,起码也是不低。

在学生培养方面,我们的教育方式比较陈旧、生师比偏高、小班教学不够普遍、课堂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课堂讨论质量不高、课外作业要求不严等等问题都比较明显。

比起中小学阶段,特别是高考前的紧张学习来说,中国的大学生到了高等学校都有放松的感觉,所以我们说大学生需要“增负”。

谈中大未来发展规划

集聚优势教育资源聚焦一流本科教育

记者:中大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出了怎样的目标?

陈春声:不久前结束的中山大学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新时期中山大学新征程总的奋斗目标是:扎根中国大地,加快进入国内高校第一方阵步伐,努力迈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要满足社会期待、国家期待、学术界期待,将中大建设成为一所国内外学生择校时首先想到的大学,国家谋划推进重大战略时首先想到的大学,全球学术界前沿讨论时首先想到的大学。

记者:中大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陈春声:过去三年间,中大出台了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30条意见和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11项举措。比如治理教学质量不高的“水院”“水师”“水课”,比如提升教授上课率,我们从2015学年的70%提升到了2017学年的87%。本科毕业生深造率也逐年上升,由2014年的43%增至2017年的55%,未来,我们希望努力把本科毕业生的深造率提升到80%。

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在准备校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之前,还专门开了一个校领导和各学科专家参加的务虚会,达成了17条共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负面清单”。主要内容包括学校不再开展任何形式的高等继续学历教育,教学院系不再主办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活动,教育集团举办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活动不得占用教室、图书馆、学生食堂、学生宿舍等校园内的教学、生活资源,确保以“中山大学”名义招收的学生都是以同一招生代码入学的,加大力度资助研究生的国际学术交流、不再鼓励本科生的“国际交换”游学活动,校园内所有房产不得用于与校外单位进行合作或营利性开发活动等等。目的就是要集聚优势教育资源,聚焦一流本科教育,更加重视维护大学品牌和“无形资产”。

记者:对于吸引国际学生方面有哪些措施?

陈春声:中大并不急于扩大国际学生的数量,而是要着力提升国际学生招生质量,注重学历教育。所以我们现阶段关注的是提升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层次和水平,建立严格的国际学生入学考核程序,适度增加国际学生招生数量,逐步提高国际学生比例。我们在所谓“负面清单”中专门规定,不准通过招生中介接受国际学生,也是为了提高国际学生的质量。从2017年开始,我们每年在东盟10国最好的若干所中学定点招收他们最好的毕业生,是提高国际学生生源质量的一个有效尝试,而且还服务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

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三校园五校区与大湾区实现同步共振

记者:高校智库现在是服务国家的重要手段,中大发挥了哪些作用?

陈春声:中山大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已有一批学者从事港澳问题研究。1983年,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中山大学成立了港澳研究所,这是全国最早的港澳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发展到2015年初,通过整合校内多学科港澳研究力量,并以双聘等形式聚集校外研究力量,成立了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致力于打造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

2015年底,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入选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是首批6个高校国家高端智库之一,也是唯一专门研究港澳和粤港澳合作的国家高端智库。

记者:中大在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有哪些优势?

陈春声: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一流大学,是服务新时代广东创新引领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因大学而兴,大学因城市而盛。中山大学植根广东,位居粤港澳大湾区,在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办学,得到广东的鼎力支持,理当努力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科技和智慧支撑,输出更高素质创新人才,输出更高水准技术成果,输出更高水平研发机构,为服务和支撑广东新时期创新型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三个增长极分别是广佛、深圳香港、珠海澳门,而中大在这个三个增长极都布置了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相对完整的校区,可以说和大湾区建设布局实现了同步共振。

谈文科发展不能滞后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科学科体系

记者:今年年初,清华大学公布了18位首批文科资深教授选聘名单,你认为此举能够扭转“重理轻文”的风气吗?

陈春声:现阶段中国人文社科自身的发展的确也还是偏弱。我们的许多自然科学领域已经从跟跑发达国家变成并跑,某些领域还实现了领跑,但人文社科应该还没有多少领域能达到并跑的程度,社会科学基本上还在跟跑。

党和国家对人文社科的发展期待非常殷切,希望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由此产生能真正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社科成果。所以,我认为重理轻文的现象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不能只是笼统地批评国家或行政部门重视不够。这种情况需要通过长期的学术和文化积累逐步改变。

记者:中大近期成立了人文学科发展委员会和社科学科发展委员会,此举有何意图?

陈春声:从国家层面来说,需要高校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包括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建设,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也要更加“中国化”。

对于学校而言,近几年中大在理工医科的发展方面已经有较多动作,而文科如何发展仍需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我们希望每位委员每年能给学校提交一个发展报告,两个委员会也会定期开会,就文科的发展提供咨询意见。当然,成立两个委员会也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文科学者在学校公共事务上的话语权,重视他们的声音,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决策咨询,都可以起到作用。

来源: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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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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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作监察法草案说明

[李建国作关于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受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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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初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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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24年后国地税为何重合并?专家:有利深化税改

原标题:分立24年后,国地税为什么又要合?

[文/观察者网 吴娅坤]分立24年后,国税和地税又重新合并了。

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方案提出,国务院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

据国务委员王勇介绍,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宪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一面连接着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面又连接着经济体制改革,若改革得好,不仅能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国力,还能扫清经济发展障碍,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陈宪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各方面改革的推进,以及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之前阻碍国税地税合并的一些因素已克服,国地税合并将更加有利于我国的财税改革走向深化,而这也意味着,财税改革,这一未来一段时间内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难点,大幕已经拉开。

分立24年后,国地税机构合并

1994年以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一个税收征管系统,中央税收主要靠地方税务局征收。

1993年10月17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提交给国务院一份“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补充意见和加强操作方案准备工作”的建议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此番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保持稳定的税基,防止互相交叉和侵蚀,改变中央向地方要钱的被动局面。”

之前的“大连会议”文件中也提出,有必要设立中央、地方两套征管机构,必须改变中央收入一定程度上依靠地方税务局的局面。

这道出了中国财政当时的真相: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前夕,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正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

数据显示,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40.5%一路下滑至1993年的22.0%,中央财政的收支甚至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

切实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成为“国地税分家”最直接的初衷。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开始“分灶吃饭”, 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税收征管系统也开始一分为二,国税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税主要负责征收地方税。

这次改革,国务院根据不同行业和税种,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饮食服务、邮政电讯等服务行业所经营项目纳入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将过去的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

1994年7月1日,国税地税正式分开。

分税制弊端暴露,合并后征纳两端都获利

但分税制实行了24年,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一方面,国地税分设会使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增加,不利于税务人员全面掌握税收业务;另一方面,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深化,机构分设所导致的机构争议也成为问题。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据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注册税务师杨散逸介绍,国地税合并方便了纳税人申报及应对税务机关检查,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合规成本。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据陈宪介绍,国家的税收在职责上其实只有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的只是税收收入分享主体的区别。随着近年来,信息化手段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通过分开收税的方法分享税收收入已变得不必要。目前,中央和地方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息化系统的处理完成这一工作。

国税和地税合并后,征税系统可以对人员进行更好的配置,强化最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税收征收的整体效率。比如说,一方面,可以加大力量建设统一的税收电子信息系统,有效整合增加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为应对偷税漏税等问题,可以整合更多的一线征管人员,提高征收效率。

对于优化人员配置,陈宪举例说,此前的营业税为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为75%和25%,统一由国税部门征收,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税部门的征收强度和征收业务量;等到未来房产税、资源税这些为弥补地方土地收入减少而开征的新税种开征,地税部门的征收压力又会陡增。

杨散逸也表示,合并后,税务征收系统对内部门的工作量会因此减少,这样一来,从事对外业务的人员数量会有所增长,可以有更多力量为纳税人服务。

此外,杨散逸还称,合并后,税务局可以一次对所有税种统一检查,避免了以往对非本单位的税收风险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视而不见;在对于企业所得税这种公管户问题上,以往经常有国地税执法口径不一互不入账的情况,合并后再统一地区的税收执法口径是一个声音了。

行政改革先行,静候财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但国税局地税局合并、税收行政体制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比重有直接改变。

陈宪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收入分享比例问题,实质上是税制改革和税种的问题,不受制于国地税分开征收的方式。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只是划分了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的税收征收权力,中国目前存在五级政府,就算征收方式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细致的各级政府税收划分问题依然无法彻底解决。

至于税收收入比例问题,据陈宪介绍,近些年来,中央的财权总体大于地方的财权,但中央的事权总体小于地方的事权,未来,如何提升地方财税收入,是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工作重点。

“虽然,国税和地税分立24年后又合并,并不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比例的调整,”陈宪补充到,“但合并后统一管理,无疑会更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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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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